正逢春日，狮山众芳暄妍，百草滋荣。原想借前人旧题，作《文苑英华赋》。已得几句，无非是“薰风飘飏，霞云叆叇，漫歌《溱洧》，聊舒绮怀”云云，显得滑稽造作。索性真诚随性点，或许还能得三两好句，饭后与朋友做番谈笑。

微格课上，何夕林老师同我们说到《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这句话你们读出什么来了？是像‘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那样，简单记下时间吗？”他说起上学的日子，“三十多年前我考上川师，跟你们现在一样，十八岁，坐很久的火车来成都。第一次上课就是在四教，在这间教室。那时候条件不好，桌椅都破破烂烂的，但在我看来是窗明几净。现在重新装修了，我却觉得有些压抑。”

那时候的川师，如今只能通过些旧照片管窥一二。但旧照片却远不如老师讲述的有意思。

王红霞老师最爱谈的那个老先生，上课从不看学生，只看窗外。操着一口四川话，周末还会叫学生到自己家中从头到尾背《论语》。黄英老师最津津乐道的是杜道生老先生，“他是我的老师，你们该叫他杜祖祖了……”杜祖祖是国学大师，她说到过很多次，每次都是一脸崇敬与幸福，仿佛还是同我们一样的学生。每次说到，积劳成疾的右手就不痛了。后来不用她开口，只看她的表情，我们就知道她又要说杜祖祖了。

刘朝谦老师很风雅，他说以前但凡天气好他都带学生们出去上课，“去风景最好的地方，大家围坐一圈，我就在中间讲。”是槐园的槐花间吗？还是三教的银杏下？抑或是失落的五教？想远了竟想到民国旧事，刘文典在满月下给学生们讲《月赋》。再远些就该到魏晋了。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张岱固然饱藏深情。但“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倒也不见得就是简单记录时间。何老师随口说的“三十多年前”也颇耐玩味。

每读到“帝高阳之苗裔兮”，便想起文学院里汤炳正老先生的容貌，老师们的讲述也就如在耳际。所有人都在追忆那个学术昌盛、风气开化的年代，一草一木都活了过来。

来到文苑前，我一直想象着，这里的人该是怎样的风致。偃仰啸歌，诗词经赋，风花雪月，宋齐梁陈……我想象在文苑的生活，同朋友诗歌酬唱，海棠社、螃蟹咏、女儿诔……

而如今的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规规矩矩地上课下课，为作业和考试忧心。偶尔有兴致绕点远路，去槐园那边闻闻花香，为锦棠郁柳片刻驻足，但总归是写不出什么《文苑英华赋》了。那个浪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或许从未存在过，浪漫的始终都只是我们艳羡的遥想，以及老师们深情的追忆。

李国老师常常跟我们说，要看的作品太多，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完。而徐学龙老师又格外爱督促我们看作品。我最初是信奉读作品的，花了很多时间啃《喧哗与骚动》、《红楼梦》一干大部头。打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些作品一辈子大概都看不完，何况还要看出名堂。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箕山太远，应试太近。同大多数人一样，我没有浪掷浮名的气概，更没有光照临川的才华，我只能蝇营狗苟。身在文苑，抛却杂念的阅读本就是一种奢侈。

我时时会想到最初来到文苑的日子，那时古代文学刚开始讲魏晋。我仰慕曹子建的《与吴质书》，也用文言给朋友写信。读罢谢庄、左思、庾信，我自己也写《月赋》、《霁赋》、《夕赋》。当是时，最纯粹的我大声诵读最纯粹的诗文，当风临水，春山在望，真好。

闲暇里我同朋友在狮山漫步，说起《红楼梦》，背回目，背《葬花吟》。“你小声一点，别人觉得你神经病呢。”他越这么说，我反而越大声，偶尔做个神经病不也挺好？人影在地，仰见明河，趁着没人我高声诵道，“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谁写的？”朋友问。“张孝祥。并辔长风，同簟星辰，一瞬睇千秋。”“这又是谁写的？”

“我。”

我胃不好，酒得少喝。但胃痛是拦不住喝酒的。真正想喝酒的时候，连胃痛也痛得颇有诗意。朋友说我喝醉了会一边骂脏话一边喊着什么“辞君一夜取楼兰”。

有回我趁着酒劲问朋友，“你说，何时忘却营营啊？”“忘不掉，怎么可能忘掉。苏轼也就嘴上图个快活，汲汲于功名有什么错吗？”我顿时酒醒。

去年在学校书店买到了何大草老师签名的《春山》，写的是王维和裴迪在辋川的故事。封面还有老师亲题的“随意春芳歇，王孙可自留”。王维大概是活得最安逸的诗人了，既做了大官，也写得一手好诗，日子过得自在舒坦。

在读过《与吴质书》后写的那封信里，我写到：

“予等之学，或时而尚浅，予等之志，或时而不遂，而予等当长抱雅怀，永立文心，寄余生以时年之志，申国学于四海内外，兴百代之文而壮中华，今与汝共勉。”

当年的我哪怕语言鄙陋，却如此赤诚。听说我在写作，老师们都鼓励我写下去。黄英老师说，“要原道征圣，更要真宰寄情，独抒性灵。”于是我也慢慢领悟。

或许很多年后，当我站在讲台上，跟学生说起《湖心亭看雪》，我一样会说到：“三十多年前我考上川师，跟你们一样，十八岁。”我会跟他们讲我们这个年代，说起他们老师的老师的故事。讲杜祖祖，讲王维在辋川中给裴迪写到：“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

作者：文学院2019级4班 孙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