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上午九点，“蜀山讲坛”第五期第十四讲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二楼报告厅开讲。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四川师范大学名师刘永丽教授开展关于“海派文学中的音乐”的讲座。

刘永丽，女，山东烟台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在《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主编教材一部。参编教材3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并完成国家博士后基金一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一项，省厅级项目两项。主要从事20世纪都市文学及文化研究。

在本次讲座中，刘永丽教授对海派文学中呈现的音乐因素进行了深入考究，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穆时英和张爱玲等作家作品中音乐描写个案呈现，挖掘出“洋为贵”现象形成因素并由留声机所建立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入思考。

讲座一开始，刘永丽教授就为同学们放了几首悦耳的三十年代经典音乐：黎锦晖的《毛毛雨》、陈歌辛的《永远的微笑》和由当时著名有着“银嗓子”之称的龚秋霞演唱的《蔷薇处处开》，同学们仿佛跨越了时空，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音乐带给人美好的感受。但很快刘永丽教授就讲到在这种繁华的背后隐藏着战争和动乱的身影，诚如张爱玲在《谈音乐》的结尾说到：“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揭示出了海派文学背后中的商业化和殖民化的特征。

海派文学中的音乐作为小说表现手法主要体现在：一是借音乐抒发感情，展现环境，创造节奏，如穆时英小说《第二恋》中借鉴了电影中音乐的听觉化的表现方法使读者阅读小说时,仿佛听到人物在引吭高歌、浅吟低唱,起到烘托背景、展现人物情感的效果。二是参与叙事，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存在。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用胡琴作为比喻，也是败落的传统家族的象征。三是音乐作为一种喻体，用来描摹形容其它事物；四是音乐作为小说的意象，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流程，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多年后再次遇到他爱的现代王娇蕊后一段音乐心理描写。

尽管在讲座的过程中出现了断电的小插曲，但刘永丽教授用饱含对音乐的聆听感受向同学们讲授了海派文学中的音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符码的存在，同学们在黑暗之中更容易看见了其音乐背后潜藏的现象。海派文学中的音乐书写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是民乐世界，展现的是下层人的世界，二是洋乐的世界，展现的是富丽堂皇的上层社会，其中对浪漫情调的渲染，无形中就造成了洋乐为贵的的意识形态。巧夺天工的西洋器具是比坚船利炮更加具有冲击性的西方思想得以传播的关键因素，留声机也就成为“有价值”的物，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更甚《死水微澜》中人们对西洋货物的喜爱程度超过了对民族前途的担忧。

叶维廉所说的现代化过程“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宰制”，而葛兰西称这种宰制力量为“文化霸权”，刘永丽教授认为关键就在于具有宰制和霸权力量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宣传工具——电影和报刊杂志（包括无线电留声机唱片），是被特定的社会阶层所操控的，电影及报刊杂志所体现的恰恰即是特权阶层所要宣传的意识形态。海派文学中的音乐，毫无例外也就具有了这种殖民文化的特征。晚清时期，青主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梁启超等也提倡军乐军歌，以发扬韬励振奋精神。这些知识分子出于救国的考虑实施的有关音乐教化方案，无形中宣场了西乐优乐于传统音乐的理念，于是也就造成了西洋音乐被推崇、民族音乐被贬抑的现象。

讲座的最后，刘永丽教授面对同学们关于中国面临着的西方化问题一一作了详细的解答，并且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刘永丽教授在向同学们讲述海派文学中音乐现象背后的同时还时而和同学交流当下的流行音乐，全场其乐融融。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上台与刘永丽教授合影留念。

文/何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