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8日下午，由文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标识性概念与中国民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专题工作坊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是“概念与学科：中国民俗学的基本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刁统菊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民俗学的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工作坊上半场于14时30分开始。内蒙古大学教授冯文开首先作了题为“口头性：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标识性概念”的发言。他系统梳理了从阮元、章太炎到刘师培等晚清学者关于口头性与书写性的论述，指出古人已意识到口头传播在文学传承中的重要性，但尚未将口头性作为纯粹的媒介形态加以理论化。他进一步分析了章太炎受日本译介的希腊罗马文学史影响后对口头性与书写性的重新阐释，以及刘师培从声音维度对口头传统的关注，认为这些早期讨论为中国民间文学口头性概念的生成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湘潭大学教授漆凌云在评议中对冯文开教授的细致梳理表示肯定，同时指出，口头性理论在民间文学学科中主要围绕歌谣、故事、神话等文类展开，而对于史诗、仪式经文等复杂文类，口头演述与抄本、写本往往并存，口头性的呈现形态更为复杂。他建议未来研究可针对不同文类、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口头性表现进行更精细的区分，如区分“强口头性”与“弱口头性”，以深化对口头性概念的认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青仁作了题为“从定义之争到实践机制：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的发言。他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围绕“民间信仰是否属于宗教”以及“民间信仰是什么”展开持续争论，这种以定义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西方基督教宗教观及现代国家治理逻辑的影响。他提出应以实践论视角为核心，将民间信仰理解为嵌入社会生活并持续被生产的实践过程，并从概念、方法与议题三个维度展开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他特别强调了“灵应”“红火与热闹”“系联与维系”等本土语汇转化为理论概念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永逸在评议中提出了三点商榷意见。他首先指出，文章对“民间信仰”这一核心概念缺乏明确界定，导致论述边界模糊；其次，“红火”“热闹”等词汇是否能够成为民间信仰的本质性概念仍需审慎考量，因为这些词汇同样适用于婚丧嫁娶等其他社会活动；最后，他提醒文章在试图打破西方学术话语支配的同时，可能仍未完全摆脱西方宗教学的预设框架，建议进一步反思概念建构的理论前提。

北京大学特聘副教授祝鹏程作了题为“‘民间文艺学’在现代中国的沉浮”的发言。他系统梳理了“民间文艺学”这一概念从1936年钟敬文正式提出，到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重构，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体制化确立，直至改革开放后学术范式复苏的百年历程。他指出，“民间文艺学”概念始终包含着“文艺的”与“学术的”双重追求，这种张力既赋予了学科宏阔的视野，也使学科产生了定位上的危机。他还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文艺生产机制的解体，以及当下民间文艺作品评价从社会循环转向专业内循环的现状。

云南大学教授张多在评议中补充了“民间文艺学”概念的重要学术史线索。他提到鲁迅1913年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已涉及民间文艺的范畴，钟敬文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撰写多篇文章对民间文艺学的概念进行自我反思与重新界定。他还建议关注张紫晨所著《民间文艺学原理》这一重要的学科理论著作，认为其在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中应占有重要位置。

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张歆作了题为“民俗志：一个民俗学标识性概念的知识考古学”的发言。她借用概念史及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了“民俗志”概念从古代“风俗”书写传统到现代学科术语的语义转换历程。她指出，钟敬文将“民俗志”纳入学科体系，赋予其“记录之学”的具体定位，通过术语体系化确立了民俗学的学科自主性；而刘铁梁“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及后续学人的理论拓展，则构成了“记录之学”的范式转换。她认为，标识性概念的生命力不在于其“正确性”的确认，而在于其能够并值得被不断追问、挑战和重新定义。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青仁在评议中指出，文章从古代风俗志梳理到当代民俗志的脉络清晰细致，但建议进一步关注“谁在书写民俗志”这一主体问题。从古代文人过客到现代学者，书写主体的变化背后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他还提到“民俗志”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由中日学者共同讨论形成的历史，建议文章补充这一重要学术史线索。此外，他指出民俗志与民族志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辨析，这也是刘铁梁教授“标志性文化”概念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

下半场于16时20分继续举行。湘潭大学教授漆凌云作了题为“圈层·空间·场域：传说圈的反思与实践转向”的发言。他回顾了日本学者柳田国男“传说圈”概念引入中国后的本土化历程，指出国内学者在引进过程中不断将其细化、衍生出“传说层”“传说带”等概念。他提出，传统“传说圈”概念更多是一个平面化、静态的地理分布概念，难以呈现传说在空间生产中的动态过程。因此他尝试引入“传说场”概念，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从地理场、社会场、文化场三个维度理解传说的生成与演变，使传说研究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从静态走向动态。

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罗宝川进行评议。他代为转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邱硕撰写的四千余字评议稿中的核心观点。邱硕建议，在“地理场”维度可进一步关注物的区位、环境、分布、颜色、质感、形态、尺度等物理属性；在“社会场”维度，除声音外，眼、鼻、舌、身、意等六根所感的全感知身体经验均可纳入传说场的建构；若文化场中的政治、阶级、互动等要素存在交叉，可从时间维度进行更细致的划分。罗宝川还补充建议，地理场可区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民众感知空间和演说者理想规范中的抽象空间三个层次。

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王均霞作了题为“创造与命名江南土布纹样：从日常性理解中国乡村女性的艺术表达”的发言。她基于2016年至2025年间对江南乡村女性及其土布纺织实践的田野调查，分析了女性在土布纹样命名与创造中所蕴含的独特艺术表达系统。她指出，江南乡村女性大多以乡土社区的自然景观、日常生活景观为纹样命名，同时她们创造的“百字布”也将重要历史时段与个体生命经验叙事纳入其中。经由女性视阈与身体经验中介的“日常性”，构成了中国乡村女性艺术表达的基本特征。

扬州大学副教授孟令法在评议中结合自身对畲族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女性民俗学”命名的重要思考。他指出，在闽东霞浦、福鼎一带的畲族中，刺绣等手工艺传统上是男性从事的工作，这些男性被称为“畲娘”。若以“女性民俗学”来研究这些男性手工艺者，显然存在不适用之处。他建议可考虑使用“性别民俗学”等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他还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性别平等”议题的进展情况，认为相关研究可与国际非遗话语形成有益对话。

山东大学在站博士后张凤霞作了题为“作为民俗标识性概念的走亲戚：日常生活中的亲属关系实践及其文化生成”的发言。她认为，“走亲戚”是一个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交往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具有关系性、仪式性、流动性和情感互动性四个核心性质。她指出，传统走亲戚在时间上遵循既定的亲疏顺序，映射着差序格局的逻辑；而在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走亲戚的时间被压缩，催生了“民俗协商”现象，情感重心也从伦理约束转向情感舒适与个体尊重。“走亲戚”这一本土概念具有成为民俗学标识性概念的潜力。

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张歆在评议中肯定了文章从经验描述走向理论自觉的研究路径，建议进一步界定“走亲戚”的概念边界，区分其与“串门”“做客”“拜访”等日常交往行为的界限。她还建议关注走亲戚在不同地域（华北、华南、西南）的表现形式、频率和社会功能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并可尝试与其他文化中功能相似但形式不同的亲属交往实践进行比较。

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罗宝川作了题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地图学视角”的发言。他借鉴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结合地图学分析视角，提出了民间文学地图研究的“四要素”框架：世界（口传/书写环境）、作品（口头传承/纸质文本）、艺术家（演述者/搜集转录者）、受众（受述者/调研者/普通大众）。他特别归纳了民间文学地图区别于其他学科特有的“生活性维度”，指出这一维度不仅是民间文学“空间诗学”的日常表征，也是文学地图研究回向民间生活的关怀所在。

北京大学特聘副教授祝鹏程在评议中指出，文章对民俗地图、民族志地图与民间文学地图三者学术史脉络及异同关系的梳理扎实清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他同时建议，对“作品”“艺术家”等术语可作更贴合民间文学特质的替换与调整，因为民间文学更多指向民众的实践与活动，而非封闭固定的文本。他还提出，在当下信息流动模式转变的背景下，民间文学文本的传播已不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缓慢、稳定，抖音等新媒体的病毒式复制传播给民间文学地图的绘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次专题工作坊持续近四个小时，与会学者围绕口头性、民间信仰、民间文艺学、民俗志、传说圈、民间文学地图、走亲戚、乡村女性艺术表达等标识性概念展开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对话。评议人务实而真诚的批评建议，发言人的积极回应，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俗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程中的理论自觉与学术活力。

撰稿：刘学雯

一审一校：谢睿琪

二审二校：李国太

三审三校：徐文渊

编辑：贺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