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9日上午9时，由文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互鉴与共进：中国西部民俗研究的南北关联”专题工作坊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特邀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文斌教授担任主持人。工作坊采用引言人和与谈人对谈的形式，围绕中国西部民俗研究的学术传统、空间关联、方法论反思及当代价值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工作坊伊始，主持人彭文斌教授首先阐述了本次专题坊的学术立意。彭教授指出，“互鉴与共进”这一主题直指中国西部民俗研究的空间关联问题，既涉及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也关乎如何超越简单的“三交”叙事框架。他从学术史角度梳理了中国民俗学的南北之分——从1918年北大歌谣运动到1927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建立，呈现出北方偏重文献历史、南方强调地方经验的差异。然而，当研究视野从汉人社会转向西部边疆时，雷德菲尔德大、小传统的理论框架便面临挑战，边疆地区往往呈现文化杂糅与叠加状态。彭教授提出，可以从考古学（马家窑彩陶南传）、歌谣学（花儿从西北到西南）、文化圈理论等多学科路径寻找西北与西南的关联，呼吁将讨论提升到认识论层面。

随后，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周星作为与谈人率先发言。他从物质文化观察切入，提出南北关联研究应从强调差异转向关注关联性与普遍性。他以陕西民歌中恋人“在四川”的描写、川陕之间的花椒贸易等日常生活事例，说明民间早已存在跨区域的文化互动。周教授进一步分享了关于“长生不老”母题的研究思考，认为从先秦西北的氐羌系统到西南山地，可能存在一个多民族共享的信仰传统。他援引贵州民族学界“六山六水”调查的学术遗产，强调在高铁高速联通的时代背景下，民俗学研究更应追求知识的关联性与普遍性，将考古学、环境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加以贯通。

四川大学教授李锦从学术史角度梳理了华西民俗研究的发展脉络。她指出，早期传教士如葛维汉在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时，已展现出对民俗的系统记录。抗战时期，南北学者汇聚西南，无论南派、北派都有一个共同诉求——将民俗视为中国社会的底色。这一时期学科尚未分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混合交融，学者们致力于拼贴中国社会底色的完整图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民俗研究逐渐转向讨论民俗作为民族和区域文化分布的界限。2000年以来，民俗作为凝聚共同体文化符号的研究成为主流，学界更加重视民俗现象的共创与共享过程。李教授特别指出，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大部分民俗现象已进入四级非遗名录，如何理解民俗的核心价值——如春节的“合家欢聚”“除旧迎新”——成为当下亟待讨论的问题。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郭建勋从学术史角度分析了中国民俗学的南北分野。他认为，北大时期是一个启蒙时代，以北洋军阀时期为背景；中山大学时代则对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短短八年间的时代变迁背后隐含着从“俗”到“民”再到“民族国家”的转型。郭教授以任乃强先生《西康图经》为例，指出抗战时期的西部民俗研究呈现多民族国家的图景，学者们注重风俗与礼俗的一以贯之，将古代文献与田野调查相互印证。他提出，民俗学既要立足中国，也要胸怀世界，为世界学术贡献中国的理论思考。

云南大学教授张多以自身学术经历为线索，串联起西北与西南的学术谱系。他本科就读于西北民族大学，受郝苏民先生启蒙，在多元民族共处的环境中完成了四年的“田野调查”。硕士阶段回到云南大学，接触到徐嘉瑞、叶德钧、费孝通、陶云逵等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张教授如数家珍地梳理了西北民大与云大两大学术谱系，指出西部南北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强调，作为国家腹地和战略纵深，西部地区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未来仍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战略紧密关联。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阿布都哈德从走廊文化的视角回应南北关联问题。他指出，无论是北方的丝绸之路还是南方的茶马古道，或是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这些通道的共同特点是作为中原与西部、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枢纽，民间早已形成深厚的交往交流交融传统，茶文化即为典型例证。他还从民间信仰的底层逻辑出发，以维吾尔族与彝族在驱邪仪式中“烟熏”“见血”等共通的萨满式逻辑为例，说明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底层。阿布都哈德教授强调，西北的“三大史诗”（尤其是《格萨尔》）、维吾尔木卡姆、花儿等世界级非遗项目，都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结晶，为理解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术路径。

周星教授在第二轮发言中进一步补充了研究案例。他提及最近青海发现的先秦时期“长生不老药”遗址，认为这与顾颉刚先生提出的昆仑神话系统存在关联，而氐羌系统的文化后来随山入水，在西南地区亦有延续。周教授呼吁对多民族共享的长生不老信仰展开系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毛巧晖研究员从学术史与国家话语的互动关系切入。她强调，西北与西南的民俗研究从来不是纯粹的地方经验，而是统一于国家“边政学”话语之下的。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等人号召到边疆去，到西南去，到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边疆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大课题，学术研究始终与国家时势密切关联。她以郝苏民先生和李子贤先生的口述史研究为例，说明两位先生虽分处西北与西南，却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间文学政策的号召下投身学术，共同参与了新中国民间文学格局的建构。她还指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民间文学》创刊等国家行为，共同构建了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格局，西北与西南学者在这一过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北京大学特聘副教授祝鹏程以“民间叙事诗”这一文学门类的建构为个案，深入分析了西部民俗研究如何参与国家文化建设。他回顾了五四学者关于“中国为何缺乏史诗”的讨论，到抗战时期大西南被发现后，陈国钧、吴泽霖等学者开始记录苗族古歌等长篇叙事文本，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借用信天游形式的创作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南北两条线索汇流，国家组织大规模采风，《阿诗玛》《嘎达梅林》《布洛陀》《创世纪》等少数民族叙事诗被整理出版。祝教授指出，这些文本，虽经历了“截长补短”“典型化改写”的过程，但正是这些整理工作塑造了今天我们认知的民族经典。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本身，就是西部深度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的明证。他建议，不妨将这些整理者视为“荷马”式的人物，超越实质主义的批判，理解文本形成与社会变迁、学科格局、文化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

最后，四川师范大学李国太副教授作为工作坊的与谈人和组织者，阐述了设计本议题的初衷。他指出，之所以将讨论聚焦于“西部民俗研究的南北关联”，而非中国民俗学的整体南北叙事，是为了凸显西部的学术史意义。他提出西部民俗研究的几个特性：研究对象的多民族性、学术传统的多元性（本土传统、国家话语、西学脉络三者并存）、对田野调查与民俗文物的重视。李老师特别回应了钟敬文先生“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未竟话题，认为西部因其独特的文化复合性，可能为这一命题的深化提供重要资源。他还呼应郭建勋教授关于学科危机的提醒，认为民俗学要超越学科边界，从文化符号共享的角度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这一国家性与民族性的根本问题。

本次专题工作坊持续两个多小时，现场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与会学者从学术史、考古学、人类学、民间文学、非遗保护等多学科视角，共同探讨了中国西部民俗研究的南北关联问题，既梳理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也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创新路径。工作坊最后，主持人彭文斌教授总结道，本次讨论成功超越了“三交”模式的简单叙事，将问题提升到认识论层面，为华西民俗研究的深入推进开辟了新的方向。

撰稿：刘学雯

一审一校：谢睿琪

二审二校：李国太

三审三校：徐文渊

编辑：贺琳